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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谈科研
201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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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谈科研
2004年4月21日，41岁的王晓东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最年轻的院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科学家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王晓东的理解是：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那些能够获得原创性的原理性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和新途径的科学问题。”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王晓东还讲述了自己投身科研的动力是喜欢解决问题和挑战自我的过程，对明天总是满怀期待。“生命科学不是一个只有大师级人物才能做出突破性成果的领域，人人都有可能，”他说。
王晓东谈科研
王晓东专访：科研不只是谋生手段。改变“论文导向”，落实淘汰机制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现有的评价机制，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
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近年来，关于论文剽窃、成果造假、经费滥用、院士告院士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科技期刊论文数量世界前三的辉煌，掩不住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8年空缺的尴尬。
科技界为何出现浮躁风气？大幅增长的科研经费为何难以产生国际一流的原创成果？科学怎样回归科学？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科学家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王晓东的理解是：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那些能够获得原创性的原理性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和新途径的科学问题。”
“这是我从两位美国导师身上学到的科研理念和治学态度。”王晓东说。1991年从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博士毕业后，他师从Michael S.Brown和Joseph L.Goldstein做博士后，与他们一起相处了十四五年。这两位科学家因为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获得198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前者时年44岁，后者45岁。
对于科学家来讲，得了诺贝尔奖就意味着达到学术顶峰、功成名就，用不着在科研第一线继续身体力行的奋斗。但让王晓东意想不到的是，获奖后这两位导师依然一周至少有六天呆在实验室；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利用吃午餐的时间开工作会，每次一两个小时。“他们有无数出国的机会，但他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一年只出国一次。”
“获得诺奖后为何还心无旁骛，把全部精力用在科研上？原因有两个。”王晓东说，一个是这两位导师共同的价值取向。获诺奖后两个人坐下来仔细谈了一次，讨论“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最后他俩得出一致结论：不是被美国白宫和名人、富人们请去吃饭，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演讲，而是做科学实验。“历经了无数次失败后，当你能从很粗的实验结果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愉悦是难以言传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要用自己的科学发现去解决实际问题。”王晓东说，两位导师认为，虽然他们得了诺奖，但并没有实现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如何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为心血管病患者解除痛苦。于是他们和默沙东公司合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研制出降低胆固醇的药物。“这个药卖得非常好，高峰时一年能卖300亿美元。”
“做新药的难度并不比做科研小，但我的导师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和路线是对的，困难再大、风险再高也要做下去！”王晓东说。
“从中不难看出，研究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要不怕困难、敢冒失败的风险，要有‘死了就死了’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对重大问题的长期积累的理解。”
现在一些科学家做研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多发论文
自2003年回国创办北生所以来，王晓东对国内科研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不是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迎难而上，去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而是专门挑选那些自己能做、容易发论文的题目。谋生成为科研的主要目的。科研与经济之所以严重脱节，根源就在这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论文导向式”的研究？王晓东认为，这与现行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
“评价就像高考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科学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他告诉记者，公开的透明的国际同行评估，自然就把标准定位在国际一流上，也可有效规避人情、关系等非科学因素，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研经费已和国际看齐（甚至超过）的实验室，标准没有理由不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
王晓东说，反观国内，无论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结题验收，还是对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团队绩效评估，还是两院院士增选，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国内同行评价；每个领域的评委，基本上是以院士为主的同一批人；已经试行的少数国际评估，大多数属于走过场，最终说了算的还是国内的少数学术权威。最后往往只能看论文数量和所谓的影响因子。
“这样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科研人员必然会避重就轻、去难求易，不是去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问题，而专门挑选那些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为了多出论文、快出论文，就难免失之严谨。领衔科学家多热衷目标粗糙的大项目，这些大项目真正的科学因素很少，又缺乏科技攻关的硬指标。这样不仅出不了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与创造国际一流成果、解决战略需求，和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科学家的国家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本来就是人情社会，国内小圈子的评价更为拉关系、托人情创造了可乘之机，使得潜规则盛行，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科学界应实行严格的淘汰制，能者上、庸者下
在美国学习、工作18年，给王晓东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毫不含糊的淘汰机制。据他介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水平最高的Haward Hughes研究所的实验室，每五年搞一次绩效评估，每次约有20%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因为通不过评估而走人。“我肯定多数人认为自己不应通不过评估，但也并没有谁哭爹喊娘、赖着不走的，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契约精神：我没这个本事，就不该占这个资源丰厚的位置、享受这份待遇。没有这种契约精神，科学家的待遇和支持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大幅提高。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科学家群体的支持和待遇不能和国际一流看齐，中国的科学也不可能全面、长期地达到与世界一流比肩并引领的水平。”
王晓东说，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美国的科研队伍始终保持合理的结构和旺盛的活力，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淘汰制是科研规律的必然要求。”王晓东认为，科学研究既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儿”（不需要做实验的纯理论研究可能要好一些），科学家不仅需要发达的智力，还要有充沛的体力。从历届诺贝尔奖得主来看，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是在25岁至45岁之间取得的。“搞科研固然不是越年轻越好，但绝不是越老越好。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就更不能论资排辈，搞铁饭碗甚至是终身制。”
王晓东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公平竞争、严格淘汰，但目前铁饭碗在绝大多数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打破，许多地方还在搞终身制，退休了也要享受待遇。“这样就导致有能力做研究的年轻人拿不到经费，没有能力的反而拥有很多资源。有些掌握资源的人自己做不了研究，就把项目转包给年轻人去做，有了成果全算他的。这样年轻科研人员只能打工，难有出头之日。让有能力的年轻人有公开的渠道获得与其学术能力相匹配的科研资源，是科研体制健康的标志”。
“我一直认为科学研究和体育比赛没有本质的区别。科技界应该也像体育界那样，公平竞争、严格淘汰。”王晓东说，“如果你入选了国家队，享受国家队的待遇，就应该全力打拼，代表国家去比赛、拿奖牌。如果实践证明你本事不行，就该主动退出。”
王晓东说，淘汰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但如果不实行淘汰制，对有能力的年轻人和全社会来说，更加残酷。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王晓东说，只有我们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并根据评价成果实行严格淘汰，才能吸引、鼓励更多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回归科学，潜心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作用。
王晓东：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评审相当严格，需要经过多轮秘密投票程序。王晓东的入选完全凭借自身实力。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评价他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2004年4月21日，41岁的王晓东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最年轻的院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他的成功具备了四个有利条件”
一路走来，王晓东的足迹看似寻常却并不寻常——
1963年，王晓东出生于河南新乡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外婆长大，吃了很多苦，但也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1980年，王晓东毕业于河南省重点中学——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在北师大生物系学习期间，“特别刻苦”是本科老师何大澄给他的评价：“他的成功具备了四个有利条件：第一是刻苦学习，这是基础；其次，人要聪明一些；再者，要处在一个有可能产生突破的领域；还有就是有好的导师带领。”
1984年本科毕业时，王晓东考取了北师大生物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薛绍白教授。1985年，“中美生化考试和申请”第二次组织中国学生留美学习生物。经学校推荐及美方严格考试，王晓东成为当年北师大唯一通过该项考试的学生，他带着简单行囊和对知识的渴求只身赴美，在达拉斯一所大学攻读医学研究生。此后，他又考进得克萨斯州著名学府——西南医学中心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毕业后，他来到亚特兰大的埃莫里大学作博士后，师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瑟夫·L·歌德金和密歇尔·S·布朗，研究胆固醇对基因的调节课题。
从读研究生开始，王晓东选择了当今最前沿学科——细胞凋亡规律研究。这项研究可为揭示生物生长与死亡的规律，为人类癌症及传染病等疑难杂症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导师的指导及同事的合作下，短短几年，王晓东就获得了多项国际一流研究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成为该领域知名学者，被西南医学中心聘为终身讲席教授，并成为享誉全球的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
“你如果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又努力地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没有成果？”
王晓东对自己的学生一直持负责任的态度。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并不在意你得到了什么，但我对你如何得到的非常在意，你如果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又努力地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没有成果？但是如果你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即使有了成果也是不可靠的，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王晓东非常重视科学的方法。从1995年建立第一个实验室至今，他在生命科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成就，这与他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2000年，王晓东和助手们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种神秘的线粒体蛋白质细胞Smac。这种细胞可以打破肿瘤的“坚硬堡垒”，诱使肿瘤细胞“自杀”，对研究治疗癌症方法有重要帮助。当时另一所高科技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研究，但两个实验都有欠缺。王晓东果断决定改变实验方法，并先于对手一步完成了实验，在《细胞》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how to lose abs fat比较怎样收缩脸部毛孔晒后瘦腰的方法润肤最有效的增高方法推荐胸部小瘦腰如何消除黑眼圈睫毛膏怎么样可以快速减肥好如何瘦脸最快最有效外用减肥补水护肤品排行榜毛孔什么产品祛痘效果好
而这只是王晓东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例子。2006年8月3日，在一场题为“科学研究的方法”的讲座上，王晓东结合具体事例讲述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将科学研究的方法最终归为以下九项内容：选择一个很感兴趣的生物领域→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可以具体研究的问题→记录实验现象→运用需要的任何技术→提出一个假设→证实并且修改假设→把发现的原理与更加复杂的生物系统理论相适应→把科学发现应用于实际→继续科学探索。
“每位科学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都可能遭遇到挫败，但要拿出屡败屡试、越挫越勇的精神来。”王晓东还指出，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成功的合作会大大提高实验效率，合作时要尊重、感谢对方所做的工作，从长远角度分析合作的意义，不要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
“人才只有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成长”
王晓东自小酷爱体育，他说科学研究和体育竞赛有着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科研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智力较量。体育竞赛有金牌、银牌和铜牌，但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却只有金牌，没有银牌和铜牌。第一就是创新，就是发现，而其后的只能是跟踪。
“人才只有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成长。”王晓东说。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始终眷恋着祖国。2003年，他被聘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是由国家和北京市政府资助建立的，面向世界公开招聘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王晓东希望能把它建成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人才成长的环境并不一定非得是优裕的环境，而应该是一个有压力的环境。比如我所在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这种研究所在美国一共有350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每隔五年就要评估一次。评估非常严格，如果与五年前差不多，你就可能被踢出去。一旦出去了，以后再申请一般的经费就困难了。人们就会说，你有这么多的钱都做不好，还来申请一般的经费干什么？”
王晓东介绍说，在五年一次的评审中，美国的实验室大概有20%的人不能通过，里面甚至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它鼓励科研人员唯一要注重的是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而不是去搞其他的荣誉称号。“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人才成长的优裕环境，应该是你想做的事情有条件做，但并不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资源越多，你的压力就越大。”
“一个学生的进化”
2009年4月，王晓东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一个学生的进化”的报告，现场谈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为许多人记忆犹新。
王晓东说，在本科阶段，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但重要的是，凡事都要有自己的思考。他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养成一生阅读的习惯，在阅读中思考和进步。
在谈到出国的问题时，王晓东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最好要有出国的经历，但什么时候出国就要因人而异了。要在内心足够强大后出国，这样才可以更快适应、更好学习。因为，出国后就要完全依靠自己了，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
在研究生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进入自己期望的实验室，所以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晓东说，低年级的学生要尽快掌握实验技能，得到并能分析具有说服力的实验数据。要安排好自己的实验时间，提高效率。研究生训练后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往往会因为已经发表文章，心态不再平和，容易错过重要的发现，所以做科研需要一直保持很好的心态。
在申请博士后的时候，往往需要寻找能“一见钟情”的导师合作，这样才能拥有尽情发挥的空间。而博士后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课题，相对更需要自己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此时特别需要有勇敢尝试的决心和不放过一切细节的耐心。与此同时，选择研究领域的时候，不要跟风，一定要做有意义的，这样才会更有心得。
到自己建立实验室的时候，一方面需要自己以前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更要有勇于尝试的魄力。做科研是需要行动的，每个课题不能等完全想通了再动手，只能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问题，然后再发现更多的问题。
王晓东自谦说，他本人正是“at the right place and the right time”（中文意为“天时地利”）才在“apoptosis”（中文意为“细胞凋亡”）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发现。在他看来，“successful scientist”（中文意为“成功的科学家”）和“great scientist”（中文意为“伟大的科学家”）存在很大的区别。“successful scientist”需要机遇，不单靠努力追求就可以得到。我们要努力做“great scientist”，纵观科学发展史，有很多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同样激动人心。
美科学院院士王晓东作客北大 讲述事业与人生
[科学网 任霄鹏报道]10月19日下午3点半，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王晓东出现在北大邓佑才报告厅，向在场的数百名在校学生讲述了自己的科研事业和人生故事。这同时也是新上任的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发起的“展望事业
探讨人生”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王晓东现任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讲席教授、美国休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最突出的研究是在细胞凋亡的生化机理方面，这些研究既推动人类理解细胞死亡的原理，也有助于了解和治疗疾病。
报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肃，饶毅在开场词中、王晓东在演讲开始时都互揭对方的“短”，幽了大家一默。两个小时的报告主要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的，不过针对每个问题，王晓东回答的时间都很长。其间，王晓东讲述了自己为何会选择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这一当时并不顶尖的研究机构，并在那里待了21年，以及自己如何从胆固醇代谢的分子机理研究逐渐走向细胞调亡和相关的癌症机理研究。有一句话从他口中出现次数最多，那就是“do good science”。
随后，王晓东还讲述了自己投身科研的动力是喜欢解决问题和挑战自我的过程，对明天总是满怀期待。“生命科学不是一个只有大师级人物才能做出突破性成果的领域，人人都有可能，”他说。
从美国西北大学全职回国的饶毅博士是今年9月25日被聘为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的。报告会后他对记者表示，他打算对北大生命学院本科生现行课程进行改革，以加强他们对生命科学这个基本概念的认识。王晓东在报告中也说道，本科阶段重要的不是学到多少专业知识，而是对生命科学基本“语言”的理解。
饶毅还表示，自己不打算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行政管理中来，他现在的日常安排是上午做行政，中午和学生吃饭讨论，下午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做研究。
王晓东：合理的评价机制比给钱更重要，中国应该把领军式科学家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
［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很少见诸媒体的科研机构，这与所长王晓东低调的办事风格相关，也似乎与他“不能不考虑自己所透出的信息被传出之后给研究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事情只能到我为止”的观点更有关联。
4月7日，在苏州参加冷泉港亚洲首次会议“沃森癌症研讨会”的王晓东，很例外地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近几年的发展坦然接受《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
“谁让我们遇上了呢。”他说。
避开媒体有隐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的背景可谓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机制建立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科研机构，大家抱有很高期待。但研究所运作过程比想象的复杂，事情很多。我应聘所长岗位，个人的想法是能做事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经费！”王晓东说。
他介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时的总预算为7亿元人民币。7亿元的渠道包括北京市政府投资4亿元，科技部投资2亿元，发改委投资1亿元购置仪器设备。在运作过程中，北京市政府盖楼后，即成为每年定期投资3000万元的运行费，这部分运行费基本得到保证；科技部则每年以项目投资的方式给予支持。根据中国科技项目的财政预算，每年各科研机构先根据项目申报预算，国家财政审定后再拨款。这种经费的到位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有时短一些，有时很漫长。
对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而言，因全额“吃皇粮”，研究员按岗位获得固定收入开展研究工作，不需要考虑为做科研项目找钱，每个月工资必须按时到账。然而，“皇粮”到账的不确定性，曾一度导致研究所无法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但王晓东无法将这种情况向员工解释，“缺钱实况”只能到他自己知道。作为所长，他必须考虑从全球招聘的研究员得知“发不出工资”的信息后，会不会惶恐或出走，是否能够继续安心做事。
据了解，中国许多科研机构遇到了类似问题。但传统科研机构往往因为有积累，多少能够借用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暂时弥补不能到位的科研经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王晓东说：“有些问题不能公开化。我做事情主要考虑发展趋势是否向好：趋势向好，则做；不好，则不做。”
研究所发展前景向好
6年来，关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王晓东显然不愿意公开。然而，研究员们做了些什么？研究所发展状况如何？
该所网站很清楚地列出了每年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从2004年建立之初的2篇，到2009年的35篇，并开始出版专著、译著。据悉，这个所不久前已被美国一家评估机构评为目前全球最具科研实力的机构之一。
王晓东如何评价研究员的工作？
他介绍，研究所对研究员的工作评价分为3个层次。首先，即王晓东作为所长的评判，这是他的职责；其次，研究所把每个研究员的工作资料寄给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进行逐年比较，主要评估发展趋势；第三，每5年把研究员的工作总体状况资料寄给国外同行，请他们审定，评判研究员的工作在其领域是否能产生影响，是否对其他科研人员有指导性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书面评价，“背靠背”。
谈到这里，王晓东十分感慨。
他说，科研与踢球没有差别。如果中国球员从不去国外踢球，则永远不会有发展。这样做有些困难和残酷，但必须这样要求。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比给钱更重要。科研人员获得了与国际水平媲美的科研经费，评价也应该与国际看齐。而这些评价标准，国内应该形成共识。
据悉，不久前，中组部颁发文件给国有大型企业，要求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这表明，作为一块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功探索了中国科研机构发展的新路子，成为一面旗帜。
但王晓东说：“我担任所长，只是尽力做事。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生命科学研究所也还有很多问题。”
呼吁“解放”国内所长
采访中，王晓东让《科学时报》记者观察冷泉港亚洲会议。“你发现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研究所所长有谁能够像我这样在这里连续呆几天？他们能够静心与同行讨论科学研究中的细节问题吗？参加揭幕仪式后，国内留下的所长很少，大部分都匆忙离开了。他们身上的日常事务太多太多。中国应该把领军式科学家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他说。
的确，在几天的会议中，不论饭桌上还是会议茶歇时间，记者看到，王晓东的国际同行们一个接一个找他讨论课题中的细节处理问题，以至他不得不一再推延约好的采访时间。
他说：“我自己作为一线科学家，明显感觉到，中国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尚有欠缺。在国外，我并不在名校，但每天能看到科学家在讨论问题，能看到或感觉到科学研究的进展，大家有紧迫感。国内的所长们都在找钱，包括研究员也在找钱，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国外的科学家，99%的时间都能待在实验室。”
他特别指出，这些现象中存在着科学文化、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这个国家的国民推崇的人是科学家吗？人们敬重一个人是否因其取得科学成就？中国目前所崇尚的基本还是‘学而优则仕’。北京生命所一位研究员回家后，他们村里的人并不因他从事科学工作而骄傲。他父母说：‘你当科学家能干什么？你即便在县里做个小职员，可能为家里或村里做的事情比做科学家多得多。’”王晓东说。
《科学时报》 (2010-4-15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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