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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神童
李剑芒：77级中国科大少年班
不时收到一些博友的邮件。有些博友对我上少年班的事儿非常有兴趣。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我是怎么上的少年班。对我来说，上少年班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没什么“突发”事件。但是经博友这么一调，我认真地想了想我到底是怎么上的少年班。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我决定把我上少年班之前的童年写出来。我以前说过，由于过早离开中学，语文没有学好。写这么长的家伙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光用大白话去写一个人的童年，这难度确实不小。我让夫人帮着读了读，她的修改建议简直是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太伤我自尊心了。再者如果按她的意见去改，那不是成了她的文章了吗。除几处明显白痴的话外，我还是坚持我的写法。白痴就白痴吧，也许比白痴假装大作家更能让人接受。
写我自己的童年就不可能避开写父母，我先介绍一下父母吧。父母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同班同学。母亲姓胡，出生于江西南昌市。母亲是一个胆小甚微的人，对党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如果没有历史问题作梗，我可以担保母亲将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母亲对孩子从不提家史。我小时候只是朦朦胧胧的知道母亲家都是当大官儿的。稍微大了一点以后才知道；官儿可能真的不小，但当错边儿了。老爷到底是什么官儿，我现在也不清楚。据舅舅说南昌市主街道两面的建筑物很多姓胡。我问舅舅为什么当年老爷不去台湾，他说可能是因为老爷认为他与党有恩（他曾转移过暴露了的地下党员），及拥有大量不动产。可事情并没有想老爷预想的那样，一解放他就被抓进了黑龙江省鸡西监狱（最终死在狱中）。母亲到东北师范大学念书，第一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师范不用交伙食费），第二是希望有机会看到我的老爷。后来父母从塔哈公社调往林口县，父亲的朋友林口县教育科宋科长告诉父亲；母亲家历史问题远不只一个人；据说战死在内战沙场上的高级军官就达四人，加上后来被镇压的一共达九人之多。宋科长当时看着这份“血淋淋”的档案不寒而栗，要不是为了我父亲他绝不会接受这份档案。
父亲出生于吉林长春市附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爷爷念过师范，曾经在长春附近一个县衙里做事。解放初，怕被定为阶级敌人逃回到农村老家。偶尔行医，有时在乡村学堂当先生，但因为怕把以前那点反动历史暴露出来，没敢从事任何长期职务。全家靠二爷（爷爷的亲弟弟）分到的几亩地过活。根据父亲回忆，家境很穷，父亲考中学的钢笔都是从老师那儿借来的。大伯为了弟弟们能有钱上学，小学没念完就毅然退学当火车司炉工，后来提升为主司机参加抗美援朝。父亲是一个脾气火爆，嫉恶如仇，观察敏锐，做事果断的人。在大学期间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创纪录的优秀学生。他从没有考试得过四分（全五分毕业），同时是大学的3000米速滑冠军。因为学习好父亲在大学期间被封了一顶“白专”的帽子。1957年反右，为了凑足5%的名额，父亲被凑成了右派。父亲大学期间一直做着出国深造的梦。被打成了右派，关进了劳改农场，这个梦就彻底地破灭了。他对生活所有美好的愿望也随之破灭了。这个意外打击不但没有把他在精神上击垮，他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硬。在劳改农场，他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到了地头不干活却看他的《广义相对论》，《非欧几何》之类的书。场长拿他没办法只好分给他放牛、养鸡这类轻活。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生再没有变过。后来调到大学，他曾当着很多学生的面，痛骂校长、党委书记（他们也在场）的不良行为。虽然父亲是系里论文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副教授，但因为得罪了头头们一直当不了教授。他也从不为此后悔。“我想骂就骂，活得痛快！”，他这样说。
我于1964年4月9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从出生那天起就被牢牢地打上双料黑五类狗崽子的烙印。当时父母被分配在不同的地方边劳动，边改造。母亲在长春市第六中学。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被分到黑龙江省富裕县第一中学。他们每年见面两次；寒假、暑假。按时间上计算，我应该是暑假婴儿。据父亲回忆；我出生后，他从富裕县赶回来，一手抱着我，一手砌砖，在一个鸡舍的基础上建起我们第一个自己的家。他着实为这个家自豪了近两年，直到我的弟弟（与我妹妹双胞胎）在那四面漏风的土炕上被烟熏死。父亲为此心疼得了好几年。我在母亲身边呆到三岁左右。脑海里只是朦朦胧胧记得我在二道河子的家和六中托儿所。托儿所时比较完整的记忆就是怕带红袖标的和带听诊器的。只要见到他们进来我就往床底下钻。躲带红袖标是怕挨打（二十来岁的红卫兵常打一两岁的“狗崽子”们），躲带听诊器是怕打预防针。母亲说有一次打预防针时我被吓昏过去了。三岁后，由于母亲（经常被学生批斗）无法照看两个孩子。我就离开了长春，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富裕县第一中学。
在富裕县第一中学，父亲有一个好朋友；食堂做饭的杜师傅。杜师傅是山东人，雇农出生，没念过一天书，终身无妻无子。他膀大腰圆，人粗爱讲粗理儿，谁他都敢骂、敢打，所以一中的老师、学生都怕他。杜师父长父亲几岁，象保护自己小弟弟一样保护父亲这个右派。有了他的保护，父亲没有太多受到学生的冲击。我来富裕后，开始时随父亲住在教师集体宿舍，因为杜师傅特别喜欢我，我就住进了杜师傅的单间。我很小就对街上的毛主席语录感兴趣。四岁时街上的所有语录我都会写会读，也开始每个月给母亲写信。父亲经常外出赶马车拉沙子，每次他把我放在马车上。后来《牧马人》的电影上演时，父亲连看几场，边看边流泪。在富裕县我和父亲还有一项活动坚持了至少两年；看火车。我对火车的兴趣连父亲都觉得奇怪。我可以毫无厌烦地看上几个小时的火车；边看边画。
父亲在富裕县名气很大，这来自高考。有一年，父亲担任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兼任物理，化学课。父亲每天披着一件破羊皮袄，在教员室备课，改卷到后半夜。出乎所有人预料，全县二十几个考中的“状元”中十几名出自父亲这个“最差”班。这十几位工人、农民子弟以及他们的家属自然把我父亲当成了恩人。全校教师、学生，包括县教育科的人对父亲刮目相待。由于这次高考的突出贡献，县里在帮助我父母团圆这件事上比较积极。40多年后（2007年9月），富裕县一中的佼佼者在北京设大宴款待老师们整整十天，父亲成了大明星。父亲不喜欢凑热闹，特别不喜欢和官员凑热闹。他本已经回绝了邀请，但被我反复劝说后才答应去。宴会主人（当年父亲的一位得意门生）说：“如果您执意不来，这宴我就不设了”。学生们回忆当年父亲大量的家庭作业。几位学生甚至记得父亲对作业“哲理般”的评语。更有几位现在已经60多岁的女学生告诉父亲：“有几个女学生偷偷地爱您，每天晚上趴在宿舍窗口看您在教员室备课，改卷”。父亲笑道：“就我那破羊皮袄的寒酸样？”。学生答：“您的帅气、才气再加上男子汉的正气，那破羊皮袄反而更加衬托着您和别人不一样”。
1970年，父母被同时调到坐落在塔哈公社的富裕县第四中学。我在第二年上了塔哈公社中心小学。报名那天，由于母亲没有为我买一顶新帽子（东北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父亲与母亲吵了起来，母亲认为我可以带父亲的旧狗皮帽子，父亲认为那个帽子太大。父亲赌气声称不带我报名了。我怕上不了学，很紧张地告诉父亲：“我不怕帽子大”，父亲说：“那你就自己去报名吧”。我抓起那个大狗皮帽子，扣在小脑袋上就跑出了家门。帽子确实太大且狗毛太长，我走几步就得掀一下否则就看不见路了。从家到小学大概有六里路，一路上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父亲远远地跟着我。等父亲来到小学，我已经把报名的事儿弄完了。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天生爱上学。对我最大的惩罚就是不允许去上学。父亲说：我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意力能够很快进入高度集中。一旦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事儿上（玩儿也好，读书也好），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这就使我养成另一个坏习惯；丢东西。几乎没有我没丢过的东西。据父亲回忆，只有两样东西我从来没有丢过；书包和书，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小学一年级由于学习好我入了红小兵，当上了排长（学校军队化：班那时叫排，年级叫连）。但好景不长，因为打架，把红小兵，排长都打丢了。塔哈公社中心小学多农民子弟。我们几个四中（右派）教师的孩子自然被当作异己。这些孩子中只有我人高马大。我自幼善跑，善跳是全公社小学运动会（同年龄组）百米、跳高、跳远冠军。我很快就成这个“狗崽子”小团伙的头儿。我经常组织我们自己的“运动会”，用一些彩色玻璃，铅笔头之类的东西做奖品。当然每一次仿真运动会的奖品几乎都让我一个人得了。但大家好像还是很积极参加。除仿真运动会外，我们特别喜欢战争游戏。《地道战》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富裕县地处内蒙古草原，农村里的燃料就是草。每家屋后都有一个两三米高的草垛。我们就在草垛里“挖”地道。战争游戏的另一方面自然是军容了。虽然大家都想扮演正面人物，但都认为国民党的大盖帽好看。于是大家用报纸，浆糊粘大盖帽。有一天，我从家中箱子底儿翻出一张很老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戴大盖帽的军官，旁边站着一个戴船形帽的勤务兵。我如获至宝地拿着这张老照片向我的伙计们炫耀我们家的大官，大家肃然起敬。但不知母亲从哪儿赶来，一把抢走照片，顺手赏了我一个耳光。从此再没有看到过那个照片，也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那不会是我老爷吧！不管怎么说我们掰清楚了；戴大盖帽的是官儿，戴船形帽的是兵儿。
小学时发生最多的就是打架。多是我的人被别人欺负了，我去抱打不平。我是家里老大，别人有哥哥我没有。这自然会招来高年级的学生教训我。我多采取逃跑战术。由于我跑得快，经常被我跑掉。也有被抓住的时候，被抓住就不免会挨耳光，躲在墙角哭一会。我从来不敢把外面挨打的事告诉父亲，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帮我，弄不好还会被他揍。有一天晚上，我被两个高我两级的学生追得无处可躲，我趁黑摸起一块砖把其中一个的眉骨拍裂了。被拍的是小学的一霸，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几次利用各种机会怂恿他的人教训我。我几次求饶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在一次四打一的冲突中，我几乎用拾粪的铁锨把其中一个伙计砍死。这次超野蛮行为为我“赢得”一次记大过处分。但我也随此事件成了小学里有名的一霸（拼命三郎），聚集在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敢和我公开较量的人几乎没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就是我对丛林规则的亲身体检。据说，我当时眼睛是血红色的，把边上的同学都吓傻了；以为我要杀人。好在没出人命！
我学习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我名列全年级榜首。每次排榜第二名都不一样，但第一名永远是李剑芒。班主任为此非常自豪。但每次打架被学校处分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这使得老师对我又爱又恨。我一般与老师没有冲突，只是有一次上了黄帅的当。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非常羡慕北京那个反师道尊严的黄帅和鸡西那个为了不学“ABC”而跳河的女孩。我们学校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傻呵呵地跳进一个没有水的水井。不但没有得到向黄帅一样的荣耀，反而被他爸爸一顿臭揍。我当时的结论是那个学生没有死，所以没当成英雄。当然我自己也不想死，所以我认为鸡西那个英雄是学不来了。但凭我会写毛笔字，我还是可以学黄帅当英雄的！与几位战友合谋，由我执笔给对我不错的班主任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控她如何如何师道尊严。据说她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2004年重访塔哈时我到处打听我的班主任。没找到班主任（已经移居齐齐哈尔），但找到她赶驴车拉脚的弟弟。我向他谢罪。贴大字报的当天，我也尝到了苦头。校长为此事来家访后，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五根食指粗的柳条都抽断了。这是我一生被打的最厉害的一次，父亲那双冒着火的眼睛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第二天我的后背变成了斑马了。我当时搞不懂，为什么我父亲这么反动呢。但我知道父亲的拳头远比我的大，不让造反就不造反吧。我含恨打消了造反当英雄的梦。好在这个梦谁也没做成，我也没什么感到遗憾的。后来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如此手狠；他刚刚暴打了一个和我一样造老师反的革命闯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在数理化教员室遇到一位无理取闹、大声喧哗的红卫兵闯将。父亲以教师需要安静环境备课来好言相劝，这位闯将不但不听劝反而满嘴脏话，我父怒起打得这位革命闯将哇哇叫着到处乱跑。校长（其本人也是右派）赶来劝父亲：“老李呀！这是什么时候你右派敢打学生？你不要命了！”。我父亲回答：“老子这命57年就没了。让他们来吧！”。当天晚上，父亲不但不躲避居然来到那个被打的闯将家，要求其父为其子的行为道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胆大妄为的右派。
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农村，就自然免不了干农活。塔哈公社中心小学有几十亩地。小的时候不知道这几十亩地是干什么用的，只知道每一个学生必须向学校贡献最少十筐粪肥。每一个班有一个记录本，上面记录着谁交了几筐粪。想天天向上的学生们在捡粪这个义务劳动上激烈竞争。农民的孩子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可以到生产队的马圈去捡（偷）。我自然没有这个福气，经常挎着粪筐在大街上跟在马车後。每当看到拉车的马尾巴翘起、屁眼外翻，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农村的教师每人也有三分地，我们家一共六分地。父亲和我自然也要为自家的六分地捡粪。对我来说，捡了一筐粪是应该倒在自家粪堆上还是贡献给学校是一个不小的斗争。为了得到学校的表扬，我多倾向大公无私，后来发展到从自家粪堆上偷。有一次被父亲看见，我当时很窘，但我很长时间没搞懂为什么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在农村，十岁的孩子已经是半个劳力。施肥，翻地，打拢，栽种，浇水，除草，收割这类农活自然是跑不掉的。
前面说过，大伯为了弟弟们的前途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抗美援朝时，他开火车运送战略物质。一次事故中从火车后水箱掉下来摔断了腰。大伯虽在家族中学位最低，但他是整个家族除爷爷外（当爷爷在世时）的绝对权威。我至今每次回国都要专程拜访大伯。他从抗美援朝负伤回国后被分到林口县机务段，享有战争负伤军人待遇。他把我爷爷接到林口县。由于爷爷、大伯都在林口县，能到林口县谋一个职位自然是我父亲的梦（父亲是一个孝子，希望能尽孝道且分担哥哥的负担）。很早父亲就在林口县教育部门活动，不知什么时候他与教育科宋科长交上了终生朋友。在宋科长不遗余力的活动下，父母终于从富裕县调到林口县。
1974年我们全家搬到林口县楚山林场。楚山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林场。但林场有一座招收全县林场职工子弟的九年制学校（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父母在学校里教物理。我在这个学校一直念到小学毕业。在这个学校父亲有一次打了一位在课堂上无理取闹，大声喧哗的高一学生。又一次父亲来到被打者家要求其家长道歉。此事在当地林场、县教育科、林业局震动很大。虽然大家嘴上官话批评父亲反动（右派已经是反动派，所以父亲不介意别人说他反动），但相当一部分教师把父亲看做反“反潮流”的英雄。
1976年我小学毕业，不幸的是父母在同一年离婚。父亲随后调入林口县教师进修学校，我又一次随父亲住进集体宿舍。我也从林场子弟学校转入林口县第三中学。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就在集体宿舍开始。父亲不愿意看到我没有知识走进社会。他下了“命令”，我必须在初中阶段把所有高中数理化课程学完，高中阶段把大学基础课学完。这样我可以通过自学完成全部大学物理系课程。我们家什么多缺，可就是不缺书，特别不缺物理、数学方面的书。当年大学图书馆清理俄国教科书时，我父亲一次买了二百多本书。我在初一的几个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进修学校培训班），父亲和他们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从来不干涉我在课堂上读其它书。从那一年起父亲已经不再用“武力”征服我，他经常对我讲作人的道理。子不教、父之过；每当我看到那些不孝儿女的报道时；这就是父之过呀！
进修学校集体宿舍实际上是一个简易大车店，两面大通炕。每天在炕上睡觉的人都不一样。白天人们出出进进，晚上各种各样的人打着各种各样的呼噜。我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在这个乱哄哄的环境下我们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我读完了初一、初二的物理和数学。接下来父亲从一个同事家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虽然小的不能再小，但毕竟比那乱哄哄的大车店安静多了。唯一不足的是父亲那个同事的神经病哥哥住在用纸板隔开的房间的另一面。那位老先生每天把干树叶当烟抽，晚上经常发出很怪的叫声。对一个12岁的少年这深更半夜的怪叫让人毛骨悚然，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外屋环境很脏，炉台上的苍蝇成群结队。有一次我出于好奇，用手在炉台上方一挥，居然在手里抓到八只苍蝇。无论是大车店还是后来的小屋，我们一直没有电灯，晚上看书要么是煤油灯（大车店），要么是蜡烛（小屋）。
从小学毕业后我的学习进展飞速。父亲称在他教过的几千学生中从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学生；给多大的量都消化得了，举一反三，一点就同。我在十几个月内啃完全部中学的数理化。做完几千道数理化题。父亲反而心里越来越难受；这样的学生怎么就没有进大学的机会！但父亲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知识是人类的精华，把知识看成反动的社会是一个反人类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可能长久。他坚信这个反人类社会是毛泽东个人由于其文人特有的狭隘的嫉妒心、虚荣心以及其越来越明显的皇帝梦造成的；“我比毛泽东年轻，毛泽东不可能万寿无疆，我等着看他死”。父亲对他的右派朋友这样说。1977年中旬，父亲分到新家。新家面积很小（大概一共二十几平方米），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我们居然有了电灯。虽然大多数晚上停电不得不点上蜡烛，但偶尔有电的晚上对我来说比过年还高兴。每当遇到有电的晚上，我要一直看书到深夜，我实在是不想失去那明亮的灯泡。从搬入新家到上大学这半年时间，我很少出屋，隔壁邻居孩子居然不知道我们家有一个男孩。
毛泽东终于没有万寿无疆，他老人家一合眼，他的夫人就被抓了。那天我家象过节一样，父亲、大伯平生第一次喝酒，爷爷喝醉了。全家人天天关注着邓大人在重重障碍中杀了出来。有一天，父亲作出一个当时不可思议的预测；今年要高考！他动员大伯召回刚刚毕业的堂姐。堂姐由于篮球打得好已经被招入牡丹江地区篮球队前锋。为此被赏赐一个牡丹江市照相馆职务。这在当时生活在小县城，濒临下乡的人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召回堂姐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冒险行为，如果父亲预测错了堂姐将丢失那份工作而被迫下乡。好在大伯一辈子只羡慕念书的人，为了这一丝女儿能上大学的希望，他赌了。父亲的预测比官方宣布恢复高考早了近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我和堂姐在父亲指导下经过一系列强化训练。后来全县在校生加上应届毕业生只有两人考上重点大学；我（科大少年班）和我堂姐（哈工大物理系，险些也去科大少年班）。父亲的信念、敏锐及果断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堂姐现居加拿大）
官方宣布恢复高考把全国都震惊了。1977年高考是唯一一次各省自己出题的高考。当年高考的招生重点是已经下乡了的老三届学生。在校生必须通过学校选拔赛。我在初二，按当时规定我不能参加高考。我父亲为此采取双管齐下战术；1.给方毅副总理写信自荐，2.游说县教育科让我试一试。经过一些周折，县里同意让我参加学校选拔赛（但没有答应可以参加高考）。选拔赛的结果让所有人看呆了；我数理化平均82分，而高二应届生中的第一名居然只得了28分。其它的更不用提了，零分的，几分的，什么都有。县里立即把此情况上报牡丹江地区政府，要求允许我参加高考。这时县里已经同意我参加全县选拔赛。全县选拔赛结果，我又一次第一名，这次不但压倒全县所有在校生，同时压倒所有满足高考条件的人包括老三届。我的事在全县传开了，“向李剑芒同学学习”的标语出现在各个学校的宣传黑板上。
没多久，牡丹江地区来人了，他们除带来一些题目对我进行第三次测试外，同时带来另一个让我父亲睡不着觉的消息：方毅已经把他的信转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且科大已经通知牡丹江地区将派人前来测试。牡丹江地区已经把此事上报黑龙江省，省教育厅极为重视。不久宁波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也许是为了“赶潮流”（当时的一句时髦政治术语），黑龙江省教育厅迅速开动宣传机器，我的情况第一次向全省传达。据说；当塔哈中心小学接到省教育厅通报时没人相信通报上的李剑芒是他们熟悉的李剑芒，直到后来通报提到我父亲的名字。
科大果真派来两位老师，同时带来一套我从没见过的很怪的数学题。考了两个小时，我满头大汗。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做不出来的数学题。考完后我非常丧气，科大翟老师说我得了65分。没等我说话，他告诉我此分极高！我吃了一惊。他继续说，科大的传统是用一套极怪的数学题打击刚进校学生的“狂妄”。按他的经验，能得到30分以上已经是好学生。两位老师在林口县呆了两天。他们已经向县里暗示，我的事儿他们不用操心了。县领导问两位老师我高考的事儿怎么办，翟老师说：参加，但不用考语文、政治，考卷直接送科大。这时所有人已经明白，高考已经成了摆设，我实际上已经被科大录取。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千人大会，记者采访，县、地区领导接见，等等等等。谈论李剑芒成了全省一个热门话题。我爷爷、大伯在火车上数次遇到夸夸其谈李剑芒如何如何的乘客。各种稀奇古怪的报道在大大小小的报纸，通报上出现。有的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的神话，我和我的朋友们看了笑个不停。有的记者我连见都没见过，居然把我的生活细节都写得“栩栩如生”，比我母亲知道的都多。当时官方组织的大会要带大红花，官员要现场赠送礼物。当年最流行的礼物就是精装马列全集。我不知搞了多少套马列全集，把我爷爷的书架都装满了。我父亲也不知在多少千人大会上讲述他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父亲的朋友拿他开涮：“老李，在台上讲话紧张吗？”。“比在台上挨斗强”。父亲说。
最后参加高考，我从来没有从官方听到我到底得了多少分，考卷直接送科大。几个参加地区判卷的老师回来说，由于考卷没有封，所以他们自己评了我的答卷；数学105（满分110），物理50（满分50），化学27（满分50）。1977年12月的某天，我收到了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我当时13岁零8个月。第一界少年班一共21人，按年龄算我第三小，按身高算我第二高（1米81）。
这就是我上少年班前的全部过程，也就是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父亲，我肯定当不了神童。父亲也因此而受益；我上大学后，他堵在省委书记（陈雷）家门口要求落实政策。当陈书记听说他是李剑芒的父亲，立即把他让到家中，吩咐夫人（省教育厅主任）在哈尔滨市让父亲随便选一所大学任教。
注解：上面的照片是1978年科大二十年建校纪念活动时照的。前排左一是宁波，中间戴红领巾的是谢彦波，把手搭在谢彦波肩上的是严济慈。我在哪儿呢？我也记不清了！从模样和记忆上，很可能是后排右一，也有可能是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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