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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方向和中国的乡村文化
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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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方向和中国的乡村文化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3-05
城乡二元结构让中国的乡村文化失去自信，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现代文明如何发展，城市化脚步如何迅猛，中华民族都需要农村土地的滋养和农业文明的滋润。当我们不断抱怨浮躁、拜金、人们失去道德底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与几十年上百年来中国乡村文明的边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能恢复中国乡村自信的是政策，也更需要教育！乡村教育承载着现代化中国的历史使命，必须为乡村少年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这样，即使农村整体面貌在短时间无法完全改善，但我们可以给乡村少年们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选择进入主流上升通道，则充满斗志尽情展现自我，而不是以逃离土地为动力；如果仍做普通劳动者则内心光明，兴致盎然。
2月25日本报6版刊出《乡村教育方向为何一错再错》一文后，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表达他们的观点。
中国的乡村教育方向到底是什么，值得人们思考：是彻底改掉为了高考而学习的体制，还是以最大热情帮助孩子们离开故土进入社会主流人群？是全力培养改造农村的新农民，还是重点落在技术培训缓解技工荒？是专注做好一件事，还是设置几条通道分兵突破？
在国家向全社会征求对未来十二年教育《规划纲要》意见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教育版发起这个讨论，希望读者踊跃提供自己的建议和新闻线索。
在村里，那些高考失利者变得怪癖不群，而低学历的反而显得自信——
乡村教育方向为何一错再错
本报记者 李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2-25
最近在农村奔走，目睹农村和农村教育之现状，觉得有许多话不吐不快。我曾经以为，农村孩子都应该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条天经地义的道路，实际上无法改变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
我的老家在一个距离北京大约1900公里的小村庄。如今在脑海里回忆起村里的读书人，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他们的遭遇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农村？
其中一人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参加高考，当我初中毕业时，他还在为此拼命。我偶尔见到他，身材清瘦，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低着头在田间小路上匆匆而行，基本不与村民打招呼。他最终没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村民们同情、感叹或嘲讽的对象。
另一位是我的邻居，大我3岁，在复读3年后与我同年考上大学。但他的运气很不好，以超过本科线的成绩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因未能找到工作，好不容易迁出去的户口又被打回了村里。
我的印象中，这位老兄在高考之前是充满活力的，他爱打篮球，喜欢与我们一起唱歌、吹笛子，还承担了家中的许多农活，曾多次在凌晨五六点钟把我从床上叫醒，一起奔跑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那时，他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高考失利后，他蓄起了胡须，脸上有了远超出实际年龄的苍老，开始刻意避免与我们接触。
这两人后来都进城打工了，据说很少回家，也许在他们心里一直横着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不能以城里人的身份回到家乡，腰杆子就无法直起来。
反而是另一位连初中都没读完的村民给了我惊喜。我们是同龄人，但小时候成绩的好与坏成了彼此交往的障碍，甚至还互相看不顺眼，后来几乎再无联系，我只知道他成天驾着一辆大卡车没日没夜地奔波。去年10月，他听说我回来了，便放下手中的活，赶来陪我们钓鱼、聊天、吃饭，显得自信、真诚而大方。
这让我想起了韩少功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他在其中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乡村少年：“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深入观察并参与到乡村教育的实践当中后，认为乡村教育应肩负三重使命，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有文化的劳动者，三是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
诚然，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有权利把农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农村，农民进城是生存与发展所需，是正当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我忧虑的是：乡村教育只强化了它的第一重使命。
尽管这些年，乡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告别了“上不起学”的阶段。但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80多年前，陶行知评价“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如今看来依然适用。“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普遍存在。
教育要通过提供智慧、能力与情感以确保人的多种选择成为可能。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生活环境迥异于城市的农村，对于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教育目标？我认为湖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刘铁芳教授所言抓到了要害，即如何在置身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乡土，培育乡村少年对乡村社会良好的情感依恋与对乡村生活的基本自信；又不拘泥乡土，有开阔的胸襟，能积极迎接外来文明的冲击，从而给他们的生存敞开一种开阔而健康的空间。
教育没有改变社会尤其是城市人看待农村的偏见、无知乃至愚昧，也没能淡化农村人内心根深蒂固的“读书功利化”的观念，这是很糟糕的。
面临这种现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很有难度：那些无法通过正规教育成为城里人的农村青年，或者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如果在外面过得并不好，农村是否能够吸引他们回来？当然，农村之缺乏吸引力，其最大的障碍不在教育的滞后而是来自城乡二元体制，但是，教育对此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它能否既培养人们改造农村的能力，又能引导他们安心扎根于乡土？
新农村建设的主力是农民，如果这些主力军都不愿意待在农村，那这项伟大的工程就很难有起色。陶行知曾对乡村学校寄予厚望，称之为“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在他看来，“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教育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陶行知将开荒、造林、修路、自食其力、实行“自有、自治、自享的”村政都视为乡村教育的内容，把“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而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作为“看学校的标准”。他提倡的正是一种活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在陶行知看来，“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把办学与改造农村社会结合起来。
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程度，当前，首要的是要重新确立教师在乡村的地位，努力改善他们的福利待遇。只有事实上确立了教师在乡村和乡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才可能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也才能吸引那些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安心于此。
此次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期待有关方面能够高度重视、研究陶行知的思想遗产，以寻找一条适合农村实际的教育发展之路。
乡村教育方向和中国的乡村文化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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