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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都市女子快乐的矛盾
200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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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选摘专栏作家柯裕棼《我很好》
单身都市女子，快乐的矛盾
2008.11.16 悦读书摘
《我很好》柯裕棼 著定价：25.00元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新闻晨报记者 王 娜 整理
这是一本集结柯裕棼过去的专栏文章、博客文章以及其他新作的文集。是一位具有现代感的读书女子对于单身生活、现实生活的种种意见，作者用她最锐利的女性角度来观察社会的许多现象，包括身边朋友、瘦身、工作、花钱、爱情等现实问题，嬉笑怒骂间，有感动、厌恶、讽刺甚至到搞笑了。
柯裕棼，1968年生于台湾。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博士。现任教于政治大学新闻系。曾获《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文学奖、华航旅行文学奖、台北文学奖。散文集：《青春无法归类》、 《恍惚的慢板》、《甜美的刹那》;小说集：《冰箱》对谈录：《批判的连结》。
我是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生活在台北。我的朋友也多半如此。我们人生的困扰很多，多半与婚姻无关。除了忧国忧民之外，我们的困扰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体重，工作，钱，或者花钱。当然，我们也担心各种关系，人际、家庭与我。
过了三十岁，一切的起伏都趋于稳定，即使遭逢打击也不至搥胸顿足，顶多自暴自弃化悲愤为食量，托希望于工作。
如果品酒的规则适用于小孩，那么，一九六几年出产的小孩大概都带了风雨的种子，那几年世界上发生很多事，那是风起云涌的年份。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就有了惹事生非的能耐。
久远以前，年少气盛禁不起抛甩的时候，那时候说放手都是随口说说赌气罢了，其实真是放不开。这几年来，也许长了经验和包容力，对人事渐渐不太有锥心之感，认为一切皆有定时……
物质生活
这本书充满了快乐的矛盾。它讲拥挤的孤独、失落的满足、愉悦的罪恶、理智的消费——没错，“理智的消费”是个矛盾。当今时日，消费很少是理性的了。此书又讲女子日常的涂脂抹粉之事，也谈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之困。既言日常购物琐事，亦论及文化资本的难题。
这些主题看来十分矛盾，像是很严肃地要批判什么，但是这书里的文章都是以轻松诙谐的小故事写就，看上去都是寻常日子里的小困扰和小快乐，不是工作就是花钱，庸脂俗粉一类的烦恼。然而，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世俗的问题里拉拉扯扯，没完没了地走下去。
在这个消费至上的物质年代里，不论是男人或女人，大概都觉得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裳，手上总是少一种电子产品。这样无止境的物质渴求也许是为了追寻更完整的自我，甚至是无限地延展自我。我们将手机、PDA、数码相机、MP3、笔记本电脑、iPod等种种物品连接在自己身上，将各种名牌穿戴披挂上身，无一不是为了将自我的版图在这个被商品淹没的世界中拓展开来，为了向这个世界证明一己的存在，并且以这些物质向滔滔人世发出沟通的信息，关于自我的信息。
这些消费的欲望和意念，既是自我的照拂，也是自我的追求。这是一种“我买，故我在”的信仰，出自一种精神的匮乏，意图借由物品来填补自我，成就自我。当然，如此地“役于物”固然难以成就自我，如此地“成于物”恐怕也一样的困难，在商品中意图“格物致知”更是不可得，一不小心，极有可能就“成为物”了。
然而若能彻底的“成为物”，也不失为是个极端修炼的法子。也许惟有不再老想着做自己，而是承认自我的拼凑零散，不再褊狭地希望他人理解自己看见自己，而是放手让自己理解他人和他者，直面理解主体的残缺，这个庞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死胡同才有了出口，一个人才能够从自恋自怜的镜框中走出来。
有人说，女性主义是败在衣服和脂粉上了。我倒是私下想，衣服、脂粉和其他商品，在当今时日，几乎要打败所有的唯心思想了。
反之，若能彻底承认，我并不完全是我：我是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手里拿的提包、脚下踩的高跟鞋，我是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手机号码、这个香水气息，我是这个七拼八凑的组合体。如此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消费欲望和物质性，也许是后现代的伦理学实践基点，也许是对物质生活反省的开始。
这本书正是关于物质生活与自我的关系。
我写这些专栏文章时，我身处的社会已经急剧地转变为消费社会了，这些文章是对于这个新鲜刺激的社会转变所作的观察。所谓的消费社会，在社会理论上意指以消费为经济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不是由生产本身推动，而是由消费推动的了。一旦消费趋缓，整个生产系统也跟着迟缓。文化主要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就是成为商品，而商品的价值不再来自它的物质和使用价值，这个社会消费的是符号意义。
因此，符号消费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关怀，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和精神迅速地成为消费品。一切都能够被买卖，这个社会什么都能卖给你，从保障（屋子或寿险）、自由（车子或烈酒）和爱情（钻石或巧克力），到愤怒（牛仔裤或汽水）、逃逸（旅游或越野车）、甚至批判（球鞋或指甲油），总有一种商品符合你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一切迅速地消费化了，真方便，也真难堪。在这样优渥的环境里侈言反省和批判，尤其难堪。唉，一条破牛仔裤能够释出的批判信息，恐怕还比一篇时事评论更明白些。
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看了大岛渚的经典电影《青春残酷物语》，那片子是回顾一九六○年代日本的学运年轻人普遍共有的焦躁和愤怒。当时我对于“青春到底如何残酷”这个问题始终似懂非懂，年轻的反抗不就是充满激情和理想吗？当时我无法认同片中隐隐的、冷彻心扉的无情、挫折，还有殉死。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冷酷。
那个电影看得我直打寒战，全身哆嗦，想吐但是吐不出来。
同时期我也看了村上春树，当时他尚未大红，他正是成长于大岛渚片中那个愤怒年代的年轻人。然而，从那残酷青春存活下来的他，年过三十之后竟是以冷调而且疏离的作品闻名于世。在当年的我看来，他的无谓和晃荡简直到了说风凉话的地步。
若不是日本社会出了问题，就是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他们一定是放弃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无谓，如此冷漠，因为他们已经无可再失了。
这种社会与人的“失落”想法维持了几年。
后来我就明白了，其实跟失去什么东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无谓的冷，只是觉悟了自己已经回不了头，只能在路上反刍过剩的营养。而那整体的冷漠和疏离，正是消费凌驾一切之后，物质中介的社会所散发的又热切又空洞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我们这里也变成那样的社会了。
我依稀记得大学毕业后，在整个消费狂潮正要开始之际的那些日子。那些努力从微薄的薪水里挪出一点钱买衣服和书的日子，和朋友泡在小茶馆聊理想和前途到清晨的日子，在大企业里做一名小助理为琐事操烦的日子，为了感情号啕大哭的日子，害怕自己不够好终将一事无成的日子，心灰意冷想一了百了的日子，为了学位不眠不休念书的日子，爱憎分明却不知道为何而活的日子。
那时我感觉这个社会还有一些温度，还有一些力量，当时台湾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还持续着，我们使尽力气活着的年轻岁月，真是累极了，好累。
我留学之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应该说，整个东亚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没有人想上街革命了，人人都想上街购物。等我拿到学位回来后，发现整个情况都不同了，我不认得这一切，我得重新学习，重新适应。
就这样，我荡过半个地球，回到台北，慢慢儿地把生活和自己看明白，对书本以外的社会伸出触角，试着踏实地活。我和身边的朋友仿佛是时代的尘埃，纷纷落定，在结构化的关系里，不断与他人和制度折冲，在缓慢又深沉的人世中成形，成为渺小的自己。
踏实生活意味着正面迎向问题与困扰，着手处理柴米油盐等小事小物，以及自己的缺陷（但不是否定），尝试摸透这个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并且设法取得立足之地。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过着物质生活。
这么一来，一切的社会关系就不再只是见招拆招。诚然，能够接招已属不易，但如果有扭转局势的勇气，才能打一场漂亮的游击。这并不是指扭转局势使之顺应己意而已，如果只是一味要求周遭的事物顺应自己，那么恐怕只是目中无人地活在渴求的欠缺里。扭转局势指的是，除了理性中心的自我之外，还能够使自己维持开放的态度，自我的形成于是可以混杂，可以流动，可以仿真，可以有变化与接连，可以有片刻的自由。
如此活在台北，寸土，寸金，寸光阴。无限的物质，如此的生活。
人生的意义
台湾的女性劳动者比率非常高，可是经济独立、适婚年龄却单身的女性总是会被贴上一些标签，例如“眼光太高”或“太任性”、“太爱玩”，仿佛没有结婚一定是思想不纯正引起的偏差行为。
都会的职业女性总被想像成一群自由自在的骄纵单身贵族，享受生活乐趣，追求工作卓越，提着购物袋在人行道上轻松奔跑，仿佛长了翅膀的蝴蝶。大部分的美容或旅游广告都会想办法提供某种又美又自由的生活想像，以便抓住这群消费力惊人的女性。
可是事实刚好相反，这群人之所以渴求又美又自由的假象，是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加班，卖命工作，而且多半不顾身体健康，预支青春。社会经济的荣枯与这群劳动女性息息相关，这种奇特的消费假自由是以惊人的工作狂劳动换来的。如果有人任性乱花钱，恐怕是因为工作真的太累了，不花钱出口气，实在不行。
我曾经在某个高雅清幽的书店上班，负责外文书籍采买，这是个听起来颇优雅的职位。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的工作空间在地下室，没有窗户，整个地下室的人都勤奋得像地鼠或蚂蚁般惨淡。
我所在的部门全是二十到四十岁不等的单身女性，我们几乎天天加班，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痛。女主管比我们没大几岁，身体不好但个性很好，讲笑话时笑得比谁都大声，每天都留到吃过晚餐才下班，而且总是很精神，从来不像我们这样萎靡。
有天早上，十一点了却还没看见主管的影子。
我们暗暗高兴，开始计划中午要吃些什么。这时办公室出现两个外国人说要找主管。这事主管没吩咐，我们赶紧请那两个外国人进来坐。交换名片后，我发现对方来头很大，我于是想办法和他们拖时间，请同事帮忙打电话找人。结果，主管原来在医院急诊室里看病。她有肾结石，一早上发作得很厉害。
主管悲哀地说：“这笔生意今天非谈不可，你拖住他们，我尽快赶到。”
于是，我送上饼干和红茶，开始和外国人展开漫无边际的时事论坛，从亚洲的天气谈到硅谷的未来。实在词穷了，主管正好脸色惨白赶来接手。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主管抱出一堆资料要我快把这些报表做出来。然后她还来不及吃药，又被找去开另一个会。
这时已经下午一点钟了。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弄报表，电话不断进来，要库存资料、书的分类表、下期采购细目、客户订单，本地书商来拜访，要上一期的报表跟汇单，流程问题等。
我终于把报表做完打印出来，主管又冒着冷汗从会议室出来，抱着另一堆东西：“这些是外国书商的出货单，你对一下吧。”
我旁边的同事开始吃吃地发笑，说：“哈哈，你人生的意义来了。”
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我最怕对出货单，几百本书要逐条核对，繁琐之极令人崩溃。每次我都会胃溃疡发作，精神涣散喃喃自语，自己问自己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三点了。
我继续留在座位上对出货单，主管仍然忍痛去开会。
电话又不断进来，调度、冲账、缺货、标价、书目的问题，分店的货到了没有，等等。
我一直对错账。英国似乎跟我有仇，英国的书没有一次是一口气来齐的，有的书忽然就绝版了，或者卖得太好永远在缺货状态。没订的书也寄来了，折扣与当初讲的不同，等等。
我没有胃痛但是头痛，终于自暴自弃，大声对同事们宣布人生没有意义。大家对我宣布的噩耗早就习以为常。
主管终于把会都开完，我们觉得她快昏倒了。可是她还得看我刚才做出来的一百多页报表，因为明天就要发订单了。
她回到座位继续和她身体里的石头奋战，我对着人生的意义发呆。
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主管弓着腰走过来。然后她看见我涂改得乱七八糟的英国出货单，叹气说：“算了，货单对完就下班吧，明天再说。”
我忽然找到人生的意义，以非常快的速度准确做完货单。
八点半离开公司时，我饥饿异常。主管也正要走，她咬着牙说她要回医院。
她弯着腰走路，我听见她在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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